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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均面對種族共融問題，當中新加坡在這方面處理得很成功。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當地早於 1824 年已為民族作出分類，稱為 CMIO，「C」是Chinese華人、「M」是Malay馬來人、「I」是Indian印度人，以及「O」是 Others 其他族人（比例上一直介乎約1%至2%的範圍）；並制定CMIO民族政策，旨在滿足各種族的需要，例如把多個種族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並列為官方語言，好處是降低語言的複雜性、平等對待各種族語言，以及確保每個種族都能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避免互相衝突，從而達致共融。CMIO民族政策另一關鍵是推出不同種族的地區購房配額政策，令各種族的人分散於不同地區居住，以確保各種族成為鄰居，促進種族和諧與融合。

族裔共融的新加坡 是一個沒有少數族裔的地方

筆者今年7月隨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到訪新加坡，與當地各個與青年相關的機構交流。期間談及有關香港的少數族裔問題，席間有機構人士表示新加坡沒有少數族裔，彼此不會這樣互相稱呼，官方亦沒有這個標籤，大家都視各種族為新加坡居民，共同生活於這片土地。另外，有社區中心設有廚房，讓不同種族的人可一起烹調其家鄉美食，與居民分享，這都是很好的文化交流。

在職場方面，當地有研究指出雖然有逾八成華人和馬來人認為種族是聘用僱員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但只有約一成的華人認為大部分時間會考慮種族因素，而其他族人更低至3.8%。可見，僱主在聘請員工時，種族身份很重要，但實際上僱主都不會經常考慮這因素。

事實上，當筆者在約一星期的新加坡考察期間，觀察到很多不同種族的人會經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不同地區工作和生活、大大小小的商場也看到許多不同膚色的人，每間拜訪的機構也會有穿着不同民族服飾的同事等。這些景象在香港很罕見，最多在假日會見到外籍家庭傭工去別的地區聚集，而大多數不同種族人士只會在自己居住的地區生活，在自己種族的圈子內工作。究其原因，大多少數族裔人士較為貧窮，負擔不起交通費，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另外可能是種族身份認同不足或較負面之故。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不足

MWYO曾進行相關研究，在去年7月至9月間，透過問卷訪問了144位11至18歲以下的少數族裔中學生，他們都是普遍在港社經地位相對偏低的種族，包括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度和尼泊爾，並進行了25個深入訪談，當中包括少數族裔專業人士、在學青年及其家長、於前線服務少數族裔青年的專業人士，以及相關支援組織的代表。

問卷結果顯示有近七成（68%）受訪者從未或只簡單地探索過種族身份，且絕大多數（94%）對其種族身份感到負面，這或與他們自小被家庭或社會傳達了負面的觀念，也在與社會人士互動時有不快的經歷有關。即使有逾三成（31%）的受訪者表示確定及接受了自己的種族身份，但當中仍有大部分（86%）感到負面，反映他們在無法選擇或改變的情況下，只能無奈及負面地接受其種族身份。

問卷結果亦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自己的種族身份是香港人或中國人（「我是香港人或中國人」佔28%＋「我是本國（即家族的種族）＋香港或中國人，例如印度裔香港人」佔30%）。可是，當他們與華人接觸，有時會遭受異常的目光與不平等對待，令其感到「非我族類」。再者，媒體有時會對少數族裔加上負面的標籤，最終使他們只能懷着不滿的心情接受自己的種族身份。

新加坡例子難以仿效 但值得借鑑

新加坡的種族共融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演進，政府管治的手法及社會文化等也與香港有別，香港難以把當地的共融政策完全複製過來。再者，縱然當地有組織對 CMIO 民族政策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政策確實可增加自我的民族認同感，但近年當地也有聲音表示要改革行之已久的CMIO 民族政策，建議政府廢除CMIO民族分類，以使種族身份更具彈性，能配合不同種族混合的現實情況，例如馬來人領養了一個華人小孩，並當馬來人般去養育成人，這情況可能是 C 和 M 的混合等複雜的種族身份混合問題 。另外，新加坡仍面對一些常見的種族問題，例如職場種族歧視、宗教衝突等，實在沒可能完全杜絕。不過，參考一份有關不同種族人士的良好居住地方的國際調查（2019 Gallup World Poll），新加坡仍是居於首位。

儘管新加坡仍有一些種族問題待解決，筆者仍熱切期望新加坡的景象他日可在香港出現：更多不同種族的人士可在現以華人為主的公司工作，並且他們在本地的流動性可增加，隨心所欲地在各地區穿梭，參與不同地區的生活、工作和活動，給自己的人生多一點選擇。同時，本地華人可對此景象習以為常，無分彼此地共同生活。筆者認為這是本地共融政策應有的願景。

陪伴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成長

為達到此願景，筆者曾建議政府應協助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勇於探索種族身份。融入主流生活方面：這可藉着推動本地伙伴計劃，讓華裔學生成為他們的伙伴，幫助他們結識新的華裔朋友和結伴參與各種活動。政府也可協助配對，共同到機構實習，並資助機構提供學習中文的培訓。例如政府可善用警務處油尖警區的「寶石計劃」，為他們提供更多適合的培訓和工作體驗機會等。這均有助支援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從職場中探索種族身份，尋找方法融入華人職場。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家長有很大的影響力。有見及此，筆者建議可善用現時民政事務總署已委託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現時已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服務），由它們安排二人一組去進行家訪。探訪員除了關顧他們，也可陪同他們探索不同社區、使用公共支援服務、參與社區活動、教授中文及本地文化、結識更多華裔朋友等。當他們對融入社會持開放和積極的態度，也會鼓勵其子女多投入社區。

此外，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及設立「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下稱關愛隊），廣納地區組織和團體成為小區的關愛隊，包括青年和少數族裔，探訪有需要人士，其出發點與筆者建議的探訪及陪伴相似。筆者期望關愛隊可肩負起探訪及陪伴的工作，走進他們的家裏，攜手帶領他們走出社區，並跨越不同地區，以達至種族共融。

再沒有少數族裔 只有香港人

不少在港的非華裔青年與一般華人青年一樣，在香港出世及長大，外表雖然不同，但其身份認同卻屬香港人或中國人。要打破社會對他們的固有觀念，改變對他們的稱呼是十分重要的。筆者曾建議為避免太大改動，一些官方文件如統計處報告仍可保留以「少數族裔」作統計之用，但政府部門和主要官員在日常用語中應多用較親切友善的字眼（如「香港青年」），慢慢感染普羅大眾跟着如此稱呼他們。

MWYO曾訪問一位多年服務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前線人員，他表示：「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視香港為家；而特別之處是，他們不只單求拿取社會資源，更渴望有所付出。」這種想法足以證明，他們實實在在是與香港華人一樣，希望貢獻香港，為香港的發展出一分力。

為此，筆者曾建議政府把參與「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組識起來，他們有服務社區的志向及經驗，確實可讓他們發揮更大力量。同時，政府可成立 「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各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應與這團體多作交流，把少數族裔的意見融入當區的青年活動之中。委員會亦可從團體中物色有潛質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加入成為委員，直接參與區內青年發展活動的工作。

要促進種族共融，新加坡是一個很值得借鑑的例子。若然在香港，社會能營造一個讓少數族裔人士感到舒服自在的氣氛，他們有更多意識去各地區參與不同活動、各機構可聘用多一點不同種族人士、社會在體制內外也能提供更多渠道，讓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參與等，這些可說是種族共融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若果社會各界能同心促進種族共融，善用不同社會資源，培育和發揮不同種族青年的優勢，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吸引多元種族人才來港工作及生活，相信對香港各方面均有好處。

2023年9月2日原文刊於《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