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文章

「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已非單純「逃犯條例」或政府處理手法的爭議。週日發生的兩宗事件，再度令整場運動變得更複雜，牽連的問題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多。社會上彌漫着不少憤怨、驚惶和迷惘等情緒。要重回正軌，政府有責任帶頭展現誠意，放下身段尋求破局的方法，以免事態發展至無法挽回的地步。

挑戰制度的情緒和行為正不斷升溫

過去連串以年輕人為主幹的示威活動，尤其是衝擊立法會、包圍政總和警總等，除了是不滿「逃犯條例」和政府的處理手法外，更多的是對港府管治正當性的一種挑戰。星期日示威者繼續將挑戰行動升級，他們包圍中聯辦，向國徽投擲雞蛋及黑漆彈等，正正是否定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正當性的一大寫照。當中不少示威者已作好被捕的準備，甚至視死如歸。倘若這種極端情緒和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疏導和處理，難保日後不會有更激烈和危險的衝擊行為，後果將不堪設想。

元朗「白衣恐怖」進一步分裂香港

同是星期日發生的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激怒了大部分香港市民，包括政治立場相對中立及溫和的意見領袖、學者，甚至是公務員。他們紛紛轉移同情和支持示威者，甚至親身鼓動更多市民參與罷工、罷課和罷市等行動，抗議政府的「無能」。事件一方面讓政府和警隊進一步失信於民，另一方面開啟了「群眾鬥爭」的格局。令人擔憂的是，兩邊的激進勢力都不懼流血衝突，唯香港將會飽受仇恨的撕裂。

有機式運動的危險逐漸呈現

上回提到今次運動的一大特色，是新生代以有機式 (organic) 方法動員群眾示威。沒有「大台」、低集權化和示威者靈活變陣，意味著不同動機、訴求和抗議手法的人都可以出現在同一場運動中，使運動的目標和共識容易變得模糊。然而，在「反修例」的名義下，大家卻變成了「命運共同體」，不能輕易切割，故此有幾點值得關注：

1. 運動的方向容易受激進示威者牽扯：在今天資訊氾濫的時代，越激進的言行就越容易獲得社會的關注和討論。這無疑肯定了激進抗爭的價值，亦催生了更多極端情緒，使每次示威活動往往以流血衝突收場。衝突過後，又會引來更多爭議和仇恨，然後演變成下一輪更激烈的衝突，循環不息，逐漸把整場運動牽引到越來越危險的境地。

2. 運動容易陷入曠日持久的僵局中：隨著示威活動遍地開花，每次活動過後都可以衍生更多問題和爭議，以致運動的訴求和名目越來越多。倘若當局沒有及時回應，面對越積越多的訴求，往往更難作出讓步，最終使兩邊僵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

3. 運動隨時變得脆弱：長時間的抗爭、複雜多變的局勢，以及每天大量資訊的轟炸等，令示威者和市民感覺心身疲累。由於沒有「大台」，大家對運動的抗爭策略和目標也會有不同意見。在鬆散的組織結構下，示威者大量自然流失有之，內部互相指責有之，最終可演變成內耗，導致運動迅速崩潰。

4. 難以靈活把握溝通契機：當示威者與政府之間的信任已消失殆盡，加上運動沒有大台，示威者中沒有人敢與政府對話，而政府亦難以找到合適的溝通對象。扼殺了尋求共識的空間。

5. 「絕對主義」（uncompromising absolutism）排除共識空間：也許在新生代中，傳統精英認同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已不復存在。有機式抗爭不是要與政府尋求共識，而是透過不斷挑戰制度的底線，迫使對方先全盤接受所有訴求，才有對話的空間。這無疑把兩邊都推向了死胡同，最終隨時引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眼見香港陷入如此困局，外國政府一些回應示威運動的手法，也許值得借鏡和反思。

法國「黃背心」運動：政府責躬省過，與民眾共商出路

同樣是沒有大台、以有機形式動員群眾，由單一議題牽連到其他政治和民生議題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一度讓法國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經歷了多月的示威後，總統馬克龍在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間， 以「全國大辯論」的名義舉辦了超過10,000場研討會。當中除了有中央政府主辦的場次外，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也可以自行舉辦，使整個大辯論的形式和對象都十分多元。為了更廣泛地接觸年輕人，法國政府在線上電玩直播平台Twitch連續直播11小時，由不同部長出席不同主題的直播。馬克龍更到YouTube網紅的頻道上，直播他們面對面的辦論，同時開放即時投票的功能。

「全國大辯論」讓150萬法國市民能夠對各項民生和政治議題發表意見。而政府亦作出相應的總結，包括減稅和改善公共服務等，並承諾會著手改善問題及制訂詳細工作計劃。另外，在示威衝突中，部分使用橡膠子彈導致示威者嚴重受傷的警察，同樣會面臨刑事起訴，體現了政府處事公正的態度和原則。「大辯論」過後，法國民眾對馬克龍的支持度回升至「黃背心」運動爆發前；而示威活動的參與人數和社會上對示威的支持度亦逐漸減退。

台灣太陽花學運：由形象中立的政商界元老提出「第三道」方案

在雙方都不願讓步的情況下，德高望重的政商界人物往往可能變成破局的關鍵。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轉捩點便是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一份聲明。聲明保證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未完成立法前，將不會審議《服貿協議》，大致上滿足了示威者的訴求，結束了23天的抗爭。

但這份關鍵的聲明，卻並非出自時任總統馬英九之手筆，而是王金平私下透過自己的人脈與兩大政治陣營溝通，在商人郭台銘的幫助下平衡各方政治立場，努力爭取和遊說得來的成果。聲明中的措辭亦刻意避開了示威者要求的「先立法，再審議」，改用「先立法，再協商」，為政府提供下台階。這做法不但獲得了兩大政治陣營和商界的支持，也為示威者提供了一個宣稱「局部勝利」的下台階，讓馬英九不得不承認既定事實，一改以往的強硬態度，支持王金平的聲明。

英國氣候示威運動：只聽不做的危險性

英國政府於今年4月對待氣候示威運動的方式，開局本來不錯。在氣候示威運動中，各政黨和政府官員不但爭相與示威運動的代表人物Greta Thunberg會面，在野工黨黨魁科爾賓更承諾會定期舉行跨黨派會議討論氣候政策、諮詢以青年為主的氣候示威者及成立獨立機構檢視政綱是否符合《巴黎氣候協議》。

但在聆聽和承諾背後，政府卻缺乏相應的行動。政府的無為，再度引起氣候示威者的不滿。7月15日氣候示威團體Extinction Rebellion繼4月後再度發起公民抗爭運動，在英國5個城市佔領主要道路。由此可見，民眾需要的是政府通過實質行動去證明官員了解市民的訴求。形式主義的回應或是知而不行，只會加劇民怨，為下一次示威留下伏筆。

港府更須走多幾步，化被動為主動

每當參考其他國家經驗時，常有一種意見認為香港有別於法國、英國和台灣等地。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並非普選產生，所以在缺乏民意授權的基礎下，難以參考外國的做法接觸民眾 。然而，上述例子中的馬克龍和馬英九在最惡劣的情況時，民望也跌至谷低，當時他們的「民意授權」未必比今天的港府優勝。正因為今天香港的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所以港府須要更努力回應廣大市民的訴求，展現溝通的決心和誠意，多走出幾步，才有望維持管治的正當性。

2019年7月27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