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文章

MWYO青年辦公室於上月底舉辦的「傾城：今年暑假，我們不一樣了」論壇，邀來港大法律學院陳氏基金憲法學教授陳弘毅、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活現香港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陳智遠和記協主席楊健興共同探討香港的未來。當中「2047香港前途安排」、「香港核心價值」、「一國兩制出路」和「青年參與」等關鍵詞成為整場討論的焦點。驟看嘉賓陣容，本以為一番唇槍舌劍在所難免，然而卻意外得出不少共識，啟發了筆者許多思考。
 

青年普遍對未來存在恐懼和焦慮

自2015年政改方案告吹後，經歷過雨傘運動的港人開始擔憂2047年香港前途問題。民間不少青年組織和政團紛紛提出想像藍圖和論述，部分人更認為2047年香港前途安排較政改更為迫切重要，事關它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對於屆時正值壯年的年輕人尤其切身。

在這種人心惶惶的紛圍下，北京和香港當局卻從未就2047議題作出正式回應，沒有定心丸，自然更令年輕一代對未來產生恐懼感和缺乏信心。港大民研今年的民調顯示，18至29歲的受訪者中有62%不信任北京政府、70%對香港前途無信心、75%對一國兩制無信心，信心值是所有年齡群組中最低。面對人心向背的趨勢，一國兩制要成功走下去，香港要順利過渡2047年大限，除了是北京和香港政府管治上的一大挑戰外，更是考驗着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政治智慧。
 

香港需要正式傾一次

面對2047香港前途問題，諸位嘉賓第一個共識是香港要正式「傾」一次，而且今次必須有香港人，尤其是青年的充分參與，越早開始越好。筆者建議除了要傾大家最關心的2047年後香港憲制地位和社會制度外，基本法（尤其是第五條）的修改、屆時香港的法律、土地及業權契約、銀行信貸，以及一些跨越2047年的商業協議之法律效力等問題，只要是與香港人有切身關係的，均需要傾，並努力找出社會最大公約數，然後以法律形式等實際行動予以確立，消弭社會各界的憂慮。
 

傾的基本原則和共同目標

然而，在傾之前，一眾嘉賓亦提到我們不能遺忘香港傳統核心價值，包括多元包容和尊重平等。不同聲音都應該被聆聽和尊重，大家都可以提出想法，討論內容不應被壟斷。故這種傾不應是圍爐取暖式的傾，而是跨越同溫層的互動交流。與此同時，我們亦需要確立傾的共同目標，首先要符合港人利益，同時也要看清香港的政治現實，不得不考慮中國的利益及影響力。在今次論壇的觀眾投票環節中，超過七成參與者認為2047年香港的命運最取決於中央政府，反映了港人也看到現實一面，故能夠把傾的目標定到「中港雙贏」的格局，無疑對香港是最好的結果。

註：是次投票屬活動性質，並非學術研究民調，結果只供參考。

那怎樣為之「中港雙贏」？諸位嘉賓提到一國兩制的延續和發展，關鍵是如何保持我們原有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元素。這必須從香港實際情況和一國兩制的政策原意出發，香港百多年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與內地有根本上的不同；倘若以內地的標準量度香港人心和社會發展，甚至以僵化極「左」的觀念要求兩地民心、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制度趨同，過於強調「同化」和「融合」，這不但違背一國兩制初衷，也是不切實際之舉。

另一邊廂，既然討論一國兩制的延續，則不能無視基本法的地位。陳弘毅及袁彌昌在論壇上也談及以往民間有人對2047年提出想像時，脫離基本法的框架，涉及分離主義思想，這無疑會觸動北京的神經，引來連串對港政策的調整，實際上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行而言是幫倒忙。故傾的同時雖然歡迎百花齊放，但我們也需具備政治智慧，務實看待事情本質，以便平衡利弊得失。
 

具體上可以點傾？

筆者提議具體上的傾，初步可分三個階段，需要由下而上和跨光譜去做。首先是民間內的傾，而區議會可以是其中一個平台。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是歷屆最高，民意授權充分，當中更有兩百多位年輕政治素人當選，是一個相當直接的渠道吸納青年聲音，也是一個廣泛的平台可以疏理民間疑慮和凝聚共識。另外，由具公信力的社會人士牽頭開始傾，亦是可取。根據MWYO於11月委託中大進行的「市民對反修例運動『各方對話』」意見調查，最多百分比（33.1%）的受訪者認為由有公信力的社會人士舉辦各方對話才能達至預期效果。可見在極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上，市民期望社會賢達能夠牽頭對話，尋求另一條出路。

當民間逐漸醞釀共識後，亦該當是港府與社會各界之間的傾。透過政府各諮詢委員會接觸不同持份者是方法之一；亦可以像顏汶羽提出的全港性大辯論，讓所有香港人都有機會「一齊傾，一齊想」，共同思考香港未來出路。關鍵是當局必須吸取反修例風波的教訓，改革以往的公眾參與制度，摒除「家長式、精英主義及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的弊病。

經歷了第一及第二階段，香港社會需找出最大公約數，第三階段就是香港與中央之間的傾，這裏牽涉到香港人與中央二十多年來似乎沒有一個好好的溝通渠道此等根本問題。陳弘毅和楊建興於論壇上均表示自己相信中央並非一開始就有意對香港實行收緊政策，更不希望香港出現動亂和衰退。但一國兩制和北京今天在香港漸失人心，陳弘毅歸納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兩地的互動出現了問題。他列舉「2003年大遊行」、「佔中事件」、「梁游宣誓事件」和「修例風波」等例子，說明每當香港出現大型反政府言行時，往往令中央重新審視對香港的管治並調整政策。而每當香港人感覺到中央收緊管治，又會進行另一次的「反抗」，至今香港仍未能跳出這種惡性循環。

楊建興則指中央在審視香港局勢時，收到的訊息往往是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是被扭曲的，今天的中聯辦相比起97年前的新華社，與香港廣大社會越來越脫節。就着港人與中央溝通的問題，港府及中聯辦的角色固然責無旁貸，但經歷了過去幾個月的社會風波，似乎大眾對於兩者能否如實反映本地民情給中央存在極大疑問。那麼在缺乏互信和健全的溝通渠道下，誰能將意見上達北京？論壇當日的觀眾投票結果值得參考，最多人認為商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意見給中央政府，其次是中間派。結果令不少嘉賓感到意外，但想深一層，或許大部分香港人希望北京聽到的，不是他們要敵視中國，分裂國家般莫名其妙的論調，而是務實、理性和敢於說出社會核心問題，包括制度不健全的聲音。

註：是次投票屬活動性質，並非學術研究民調，結果只供參考。
 

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

2047年距今仍有28年，期間香港仍會面臨哪些挑戰、中國未來發展是怎樣、世界會發生甚麼大事，今日我們難以預測。但縱然前路迷茫，要看到轉變的曙光，我們就要磨練耐性和韌力，讓精神逐漸變得強大，身於不同崗位都可以跳出框架做多一點，時間始終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2019年12月20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