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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停課將帶來龐大經濟損失，而筆者早前撰文估計金額數以億計，平均每位學生將損失330,000元（港元，下同）收入。然而，在停課期間，不同學生能支配的網上學習資源並不平均，家庭環境不同，以致學習進度和情況不一樣，對長遠經濟損失也有連帶影響。筆者因應來自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收入和資源，估算兩者因停課而減少收入的差距，發現後者蒙受的損失將會較大，而貧富懸殊可能因而擴大。
 

資源匱乏 低收入家庭學生損失更大

筆者嘗試從兩方面作出調整，推算停課帶來收入損失的貧富差距：每月預期收入(expected monthly income)和網課學習效能，以評估對不同家庭收入學生的影響。首先，貧富家庭學生將來的每月預算收入，最能反映其差距的就是大專教育參與率。趙永佳教授分析2016年中期人口報告的數據，發現約九成家庭月入三萬以上的青年有接受大專教育，而大約六成半家庭月入1.5萬以下的青年有同樣機會。大專教育機會不均，令預期收入也出現距離。大專畢業生在2020年第四季的入息中位數是29,500元，而高中畢業生的入息中位數為16,000元。按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學生分別接受大專教育的機率，我們推算他們將來的每月預期收入分別為28,150元及24,775元。

至於網課學習效能，部分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仍持續接受校外優質的家庭教育或參與補習班，以改善學習進度，某程度上可抵銷停課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低收入家庭或因硬件設備不足，而窒礙學生在家學習的進度，因而增加他們在停課期間的學習損失。因此，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學生進行網課的學習效能，可能相距甚遠，以致他們的長遠損失距離擴大，加深貧富差距。筆者假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網課學習效能為30%，即透過網課只能追回三成學習進度，高收入家庭學生的網課學習效能則設定為70%。

值得一提的是，貧富學生之間的網課學習效能差距，可能在疫情初期比較明顯。由於政府推出「上網費津貼計劃」，以及更多學生申請關愛基金購買流動電腦裝置的資助，基層學生在硬件上得到的支援其後變得足夠，以致貧富學生的差距收窄。儘管如此，估算政府政策介入前的差距更突顯提供硬件資助的重要性。

就以上數字，並依據世界銀行2020年報告的假設（即停課對學生造成永久經濟損失），筆者估算每位高收入家庭學生一生累計減少近210,000元收入，約佔終身收入2.4%；每位低收入家庭學生一生累計減少近430,000元收入，約佔終身收入5.7%。可見，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學習成效各異，令貧富家庭學生將來的收入差距更大。換個角度來看，高收入家庭學生幾乎失去了現時強積金計劃成員平均持有累算權益九成，而低收入家庭學生損失的比率則高逾一倍。

表一：高/低收入家庭學生因停課而損失收入的差距

對於社會而言，有外國學者認為停課的損失會導致降低生產力、減少個人收入及稅務收入、增加不平等問題，以及其他潛在的社會開支等。世界銀行亦認為這會加劇社會排斥及不平等問題，尤見於邊緣化及弱勢社群。有見及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項建議，旨在減少停課所導致的損失，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的學生。
 

向低收入家庭發放補習券

政府應以補習券形式資助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學生參加補習班。資助金額可以是每月1,500元，為期12個月（一年合共18,000元）。有組織於2019年統計兒童每月補習開支中位數為1,250元，故1,500元津貼應該足夠。為了確保補習質素，補習券宜只適用於已在教育局註冊的補習社。參考中小學生資助計劃下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成功申請數目，筆者預計約有192,000個學生可成功申請補習券，估計總開支為34.5億元。這項開支將會佔估算損失約2.4%和2021/22年度政府教育開支約4.5%。雖然這是一項全新的資助計劃，當中會遇到不少技術困難，但整體有助紓緩問題。

除此之外，筆者建議政府考慮維持有限度與教育相關的公共服務。在疫情下，大部分公共服務暫停，對部分學生的學習構成嚴重不便。因此，政府應維持有限度的公共服務，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即使關閉圖書館，也可容許市民上網租借圖書，然後在圖書館的服務台提取；社會福利署也可安排特別的防疫措施以維持課餘託管服務等，這無疑有助學生在停課時期維持一定的學習進度。

最後，學校須重新審視學生在家藉着科技學習的需要，並協助他們善用政府現正提供的資助。部分有需要的學生或會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改善其家庭設備，學校應主動了解學生在家學習的情況，並作出支援。

儘管學生必須趕快追回學習進度，但是他們的情緒健康也不容忽視。我們要小心避免給予他們過多難以承受的學習壓力。政府、校長、駐校社工及老師均要緊密合作，才可解決因停課而引起的問題。筆者將於下一篇文章分析除資源配套外，有甚麼因素影響學生的網課學習進度。
 

2021年4月16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