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文章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沒有精神健康就沒有健康」（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的理念，可見精神與整體個人健康息息相關。適逢今年的世界精神衞生日主題是「優先關注職場精神健康由此刻做起」（it is time to prioritize mental health in the workplace），更應特別關注在職人士的精神健康需要。近年不同機構進行的調查顯示，香港在職人士有不少出現過勞甚至各種精神疾病徵狀，個別調查指出在職青年的焦慮或抑鬱狀況較為嚴重，有學者認為可能與尚未適應職場有關。政府以綜合方式向公眾推廣精神健康，並為不同程度需要的市民提供醫療或社區服務。近期政府加強支援受情緒困擾市民的服務，例如由地區康健中心轉介有需要的市民至非政府機構作跟進，並為醫院管理局的精神科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定下目標。

除了加強的情緒支援和醫療服務外，大眾對精神健康的理解和能力也十分重要，因為學者指出良好的精神健康素養（mental health literacy），有助市民認識、處理和預防精神病，相關的研究也從知識層面拓闊至意識和行為層面，以了解如何更全面提升大眾的精神健康能力。近年香港也有研究探討精神健康素養，但主要以探討社會整體素養狀況為主，集中關注在職青年的相對較少。

基於青年在職場面對的不同壓力，有必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素養和需要，以提供相應的資訊或輔導服務。因此，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與合辦機構香港菁英會和黃俊碩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以及支持機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共同進行在職青年精神健康素養研究。於2024年5至6月期間透過網上問卷，訪問了401名18至34歲的在職青年，探討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素養（知識、意識和行為）、資訊來源和求助習慣，以及對這些渠道的意見和期望。此外，今次研究也和11名在職青年進行深入訪談，以了解他們的壓力來源和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體驗和意見，並和三位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代表及三位僱主代表（人事部主管）進行深入訪談，了解他們推動職場精神健康時面對的挑戰。

約三成有中度以上焦慮或抑鬱

今次研究採用病人健康狀況問卷4（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下稱PHQ-4），此簡短問卷可篩查受訪者的精神健康狀況，獲各地廣泛採用。PHQ-4以四條問題評估受訪者在過去兩星期有多常出現焦慮或抑鬱徵狀，分數（0到12分）越高代表越常出現有關情況。結果顯示（見表1）有近三成（29.9%）受訪在職青年出現中度或以上的焦慮或抑鬱困擾（6分或以上，黃色及紅色部分），更有逾一成半（15.2%）屬嚴重困擾（9分或以上，紅色部分）。

受訪在職青年回應自己多常面對工作壓力，首三項經常面對（一半以上的日子及幾乎每日）的依次為須要超負荷工作（34.6%）、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27.3%）和人際關係不協調（18.1%）（見圖1）。過往研究指出如果僱員得到主管的支持，有助減少其工作壓力甚至抑鬱，而今次研究的受訪在職青年只有少數表示獲得主管支持。至於生活壓力來源方面，財政狀況是首項對受訪在職青年造成較大困擾的壓力來源。

人際關係對焦慮和抑鬱的影響不容忽視

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因素對受訪在職青年的焦慮或抑鬱困擾程度造成的影響，今次研究使用了多元線性迴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目的是檢示不同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包括個人和工作背景、壓力來源（包括工作壓力、主管支持和生活壓力）和精神健康素養（知識、意識和行為）是否達標等，對受訪在職青年的焦慮和抑鬱困擾程度（PHQ-4得分）作為因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的影響。

表2的β顯示了個別因素的獨立影響力，當中有顯著統計關係的共有十項自變項。其中，兩項較大影響（β大於0.8）的均來自精神健康素養，其中意識（對精神健康的重視程度）是否達標（在4分為滿分中取得3分或以上），是影響在職青年焦慮和抑鬱程度的最重要因素，達標的青年相較不達標的焦慮和抑鬱水平較高（β =2.064，p=.007），可能是他們較重視精神健康，特別留意相關資訊下反而造成困擾。事實上醫學界提出「網絡疑病症」（cyberchondria）的概念，提醒過度關注網上的健康資訊反而會加劇焦慮或抑鬱情緒。另一項有較大影響的因素，是精神健康素養行為下的人際支持（尋找他人聆聽和陪伴）是否達標（在4分為滿分中取得3分或以上），達標青年相較不達標的焦慮和抑鬱水平較低（β =-0.905，p=.003）。反映他們在情緒低落時越能找到他人陪伴和傾訴，出現焦慮和抑鬱的機會越低。

至於具中等影響力（β介乎0.4至小於0.8）的自變項有七項。值得留意的是，影響力中等因素中也有兩項與人際關係有關，即工作越常面對人際關係不協調 （β =.761，p<.001）和生活上與伴侶或家人的關係造成越大困擾（β =.763，p<.001）的焦慮和抑鬱水平較高。換言之，不論個人背景，受訪在職青年越能得到他人支持，焦慮或抑鬱程度會較低；相反，如經常在職場和家庭面對人際衝突，焦慮或抑鬱的程度則會較高。雖然他們表示財政狀況是最大壓力來源，但迴歸模型反映人際關係的影響不容忽視。

精神健康知識和技能有助降低焦慮和抑鬱

除了人際支持外，精神健康素養的知識和行為下的情緒察覺（掌握自己的情緒變化及其誘因）亦有中等影響。知識達標（在11分滿分中取得9分或以上）的青年相較不達標的受焦慮或抑鬱困擾的機會較低（β =-.760，p=.002），反映掌握相關知識得以減輕焦慮或抑鬱的程度。至於情緒察覺達標（在4分為滿分中取得3分或以上）的相較不達標的受焦慮或抑鬱困擾機會較低（β =-.768，p=.008），顯示如果在職青年在心情欠佳時，越能掌握到自己的情緒變化及其誘因，他們出現焦慮和抑鬱的機會較低。

具中等影響的自變項另有兩項工作壓力因素，分別是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和超負荷工作。即在過去兩星期越感到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β =. 769，p<.001），以及越常超負荷工作（β =. 576，p<.001）的在職青年，出現焦慮或抑鬱的機會越高。雖然相對較多受訪在職青年表示面對超負荷工作，但其對焦慮或抑鬱的影響相對其他因素較低。此外，個人背景因素中只有性別（β =-.569，p=.022）和平均每月收入水平（β =-.290，p=.014），即女性或收入水平較低的焦慮或抑鬱程度會較高。

總括而言，在職青年面對焦慮或抑鬱困擾的情況不容忽視，須關注他們精神健康素養、過度關注網上的健康資訊、人際關係、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等與困擾程度的關係。尤其人際關係最值得關注，雖然青年自己反映這方面並非最大的壓力來源，但進一步分析數據後發現，人際關係對其焦慮或抑鬱程度有一定影響。如果社會多留意在職青年的壓力問題，提供適當的支援，並提升其對精神健康的認識和處理情緒的技巧，相信有助減輕他們的焦慮和困擾程度。

2024年11月21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