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文章

國務院於2022年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表示數字經濟邁向全面擴展期。在國家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時候，人民的日常生活也隨之步入數字科技時代。在香港，財政司司長亦表示科技創新已成為重要生產動能。為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轄下的數字政策辦公室（下稱數字辦）於2024年7月正式成立，專責在政府內部和不同界別牽頭推動以數據、市民和結果為本的數字政策，以期讓市民和商界透過數字政府及智慧城市建設獲得更大裨益。而剛發表的《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亦提到教育局會成立「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推動數字教育發展。在科技發展蓬勃的世代，青年又能否把握機遇，善用數字技術推動個人與社會發展，成為一個良好的數字公民呢？

為此，MWYO青年辦公室進行了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問卷訪問對象是本地中學生和大專生，收集時間為今年2月至3月，共收到110位中學生和117位大專生回覆，合共227份問卷。另外，在今年6月至7月亦與六位學生（包括兩位中學生和四位大專生）進行了深入訪談。

數字世界的參與大多圍繞娛樂和學業

研究發現受訪學生（無論中學生或大專生）在數字世界的活動中，多集中於娛樂（94.3%）、購物（66.1%）與搜尋功課或學習資料（65.6%），傾向個人娛樂與學業層面。受訪者絕少會透過數字世界去促進個人和社會發展，包括幫助弱勢社群（8.4%）、建立個人事業（例如KOL）（7.1%）、向政府或政黨表達意見（4.0%）等。

然而，受訪學生的數字公民自評分數並不差，例如數字禮儀的平均分有3.69（5分為滿分，2.5分為合格水平），當中他們可展現出同理心和尊重別人（平均分3.77），亦會在數字世界中伸出援手（平均分3.61）。而且他們普遍認為自己會主動搜尋資料和尋求協助（平均分3.66），並會使用數字技術來協助實踐個人目標或理想（平均分3.52）。不過，他們在數字溝通與協作上的平均分相對較低（3.17），也較少會發表個人意見（平均分3.06），而表達與政治或社會議題有關的意見就更少（平均分2.70）（見表1）。

表1：問卷受訪學生的數字公民自評水平（人數 = 227人）

數字公民自評分數雖然尚算可以，但學生實際參與的數字活動卻偏重娛樂和學業，大多只局限於關心身邊認識的同路人，對其他不認識的人和一般社會事情則甚少提供協助。這或與不少學生墮入花樣百出的數字騙局有關，大大遏止了他們在數字世界自由翱翔；並因為他們大多陷入一個較自我而不斷循環的數字世界，例如重覆玩類似的數字遊戲或搜尋近似的娛樂資訊。

受到個人數字技術誤判與不愉快經歷所影響

問卷結果顯示受訪學生的數字技術自評分數與接近全部數字公民項目均呈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數字技術自評分數越高，數字公民表現也會越理想）。雖然整體受訪學生的數字技術自評總平均分有3.46分，但回答極差與極佳的受訪中學生均較大專生為多，分別多5.0和11.4個百分點；反觀絕大多數受訪大專生都自覺屬普通至中佳水平（92.1%）（中學生有74.3%）（見表2）。數字技術自評不但反映學生在知識上的自我評價，亦顯示學生的自信心。部分受訪中學生對個人數字技術水平的評分過高或過低，有可能是他們對個人數字技術太過悲觀或樂觀所致。假如當中出現誤判，對有過分信心的學生來說，他們可能會更容易墮入數字騙局；相反那些極度缺乏信心的學生，他們可能會錯過很多數字世界提供給他們的機會。

表2：受訪中學生與大專生的數字技術自評水平分布

事實上，有接受深入訪談的中學生表示他們不擔心在數字世界結識陌生人，並相信自己不會受騙；反之，受訪大專生卻表示只會在現實生活中結識朋友。可是，從問卷的結果顯示較多受訪學生曾墮入數字騙局（66.1%），而受訪大專生更比中學生多10.0個百分點，可見即使大專生較為謹慎，也難逃被騙。當中差距最大的是被盜取社交平台帳號（多16.0個百分點），其次是被盜取個人資料（例如銀行帳號等）和交友或約會（分別多7.8和6.6個百分點）。這現象可能與他們的經濟能力相對較高有關，反之中學生或因經濟能力有限而暫時不是騙徒的目標，但不代表日後不會受騙。

騙局會令他們對數字世界產生不信任，繼而導致他們採取較多自我保護的行為，這影響其參與更多推動個人與社會發展的數字活動（或只局限於個人娛樂及只願意幫助認識的人）。的確，有接受深入訪談的大專生坦言假如數字信息的來源是真實的，他們其實是十分樂意去多參與數字活動，藉此貢獻社會。但現實卻太多難以辨別真偽的數字活動，令他們卻步。

學生須了解長短處，並參與可信的數字平台

各界有責任讓學生可安心在數字世界裏發揮所學，盡展所長，積極投入推動個人與社會發展的數字活動。筆者提出以下四項重點政策建議，期望社會各界加以關注。

第一，提供強項為本（strength-based approach）的數字素養教育。在現時《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下，宜加入強項為本理念的教學指引和教學方法，不但能提升學生的數字素養，也可令他們了解個人數字技術的優勢，提升在這方面的自信心。舉例說，如學生了解個人長處是搜尋資料及信息的來源，則能有信心協助他人辨別信息的準確性；或學生擅長溝通和有很強的動員能力，則可自發組織數字活動以回應社區需要等。同時，他們也須了解自身弱項。學校在協助學生「取長」的同時也宜「補短」，提供適切的教育，並鼓勵其持續學習。將成立的「數字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可適當地肩負部分職責。

第二，加強數字辦的職能。為配合《2024年施政報告》提及南昌社區中心「連青人網絡」實體互動平台與「HKYouth+」及其他線上媒體的政策發展，數字辦應積極宣傳各可靠的數字平台的特色和運作，並透過社創基金資助具協作和溝通功能的數字平台創新項目；也可支援各政府部門善用Youth.gov.hk網站和HKYouth+青年手機應用程式，以發放公共政策資訊和進行諮詢與交流，藉此提供一站式服務讓學生可取得有用資訊和放心地表達意見。同時數字辦可為學生提供更多透過數字世界參與社區共融數字項目的資訊，更讓他們設計項目，例如如何支援弱勢社群融入社區。學生可提交能運用數字技術促進社區共融的計劃書予社創基金，而社創基金可特別預留部分資金供學生申請之用。學生可提案、宣傳及完善方案，及後在數字平台收集意見，繼而在平台邀請其他青年申請參加義工項目或活動。

第三，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開放數字世界的參與及經驗分享。過去曾申請自薦計劃但未獲委任的青年（估計逾一萬人次）都是一群關心社會的有為青年，政府應建立數字平台，與他們保持聯繫，亦可考慮作為恆常諮詢架構的一部分。他們可在這平台分享意見，或青年委員可自行成立工作小組，共同設計一些項目等。初期可先以試行模式，由自薦計劃下與科技相關的委員會開始，例如香港資訊科技學院顧問委員會和創新科技與產業發展委員會，再檢討細節安排，繼而將經驗和技術轉移至其他委員會。

第四，大專院校的社工學系或學生事務處可建立數字聊天平台，並邀請該學系或該校的大專生義務參加。在適度的協助、指引及培訓下，參加的大專生可提供一對一的聊天服務，以關心同學的情緒需要；如有需要，也可轉介至專業人士或機構。數字聊天平台剛建立時可先作試行，累積一定經驗後，社工學系或學生事務處可聯絡中學，讓中學老師邀請適合的高中學生參加。初時先提供培訓，及後可與具經驗的大專生一起進行數字聊天，並可向同校高初中生提供支援。

香港青年在數字經濟的大環境下，將會擔當重要的角色，而他們能否成為良好數字公民必定是重點的關注之一。青年務必掌握及善用數字技術，發揮自身優勢，實踐於推動個人和社會發展上。為此，更多合適的教育與支援是必須的。筆者期望所有青年在團結下持續發展，社區在數字技術下不斷完善，讓年輕人擔當香港、國家、世界的數字公民，盡其應有責任。

2024年10月23日原文刊於《香港01》－MWYO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