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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僅10歲的巴基斯坦裔演員林諾，憑着電影《白日青春》勇奪《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新演員獎項。他在電影中飾演一名難民男孩，演活難民在港生活的辛酸。在現實中，有不少自小跟隨父母逃難到香港，或父母乃難民而其在港出世的年輕人（下稱難民青年），他們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成長，在學習及工作體驗中也存在不少限制。

據筆者向入境處索取的數據，截至今年2月28日，在香港居住的24歲或以下免遣返聲請的人士，他們要求避免從香港被驅逐、遣返回國籍國或移交至另一國家而提出免遣返聲請有1,437人，當中18歲以下有1,152人，18至24歲有285人。另外，有相關組織指香港大約有2,000個難民家庭，包括約九百多名兒童。他們在港沒有居留權，又不想被遣返，有些個案需待廿年以上才被送往第三國家安置。

難民青年在惡劣環境下成長

MWYO青年辦公室於今年5月發表《難民青年研究報告：教育增強計劃》，研究採用深入訪談的方式，訪問了三名相關專業人士及六名難民青年。內容主要圍繞難民青年普遍在學習和生活上遇到的問題、其在港成長和發展的情況，以及探討相關支援是否足夠。結果發現難民青年不但須面對一般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普遍困難，例如遭受社會排斥、出現自我身份認同問題等，他們更要活於難民身份的限制中；而且他們往往被視為社會負累，成長路上背起種種負面標籤。

難民家庭只能依賴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支援度日，基本生活開支實在難以應付。在資源緊絀下，難民青年自小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他們嚴重缺乏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也因出境限制而不能離港參加活動，多方面的限制導致其視野狹窄和欠缺競爭力。即使有部分天資聰穎的難民青年，他們有能力繼續升讀學位課程，但因在中學後沒有政府的教育資助，貧窮限制了部分難民青年的學業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如要在港合法工作，要先向入境處申請工作證，但過程緩慢，且對於免遣返聲請不獲確立者而言，要成功取得工作證也不容易，很有可能令其學無所用，也阻礙靠個人勞力去擺脫貧窮。

長年累月的折磨或會令到難民青年出現情緒問題，但他們很難找到明白其苦況的朋友傾訴。因着不愉快的成長經歷，他們普遍自我價值低，更產生自我羞辱化傾向，害怕接觸別人而自我排斥。他們也不敢讓別人知道其難民身份，擔心會受到更嚴重的欺凌。

儘管如此，難民青年對香港卻有一份情。他們在本地成長，有朋友，有回憶，即使他日去到第三國家落地生根，香港對他們來說也是別具意義的地方。有少數人更會再次來港回饋，義務參與難民的支援服務，帶來一些正面和勵志的故事。

適切的學習環境助其成長

難民青年在港逗留的日子，正值黃金學習期，基於人道理由，政府與社會也有責任為他們提供更適合的成長與發展環境，保障其發展權。從有教無類的立場看，他們都是本地學生，有接受適切教育和培訓的權利。事實上，世界有不少地方的難民政策發展得更成熟；其中，中國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即使是非法入境者的小孩（估計大多數為華裔）也擁有與中國小孩同等的條件去接受公立教育，值得我們借鑑。

因此，筆者建議政府推動「難民青年教育增強計劃」（下稱「計劃」），模式主要是由學校轉介難民學生予非政府組織以接受課外教育與培訓，目標是儘量協助他們得到較理想的教育，縮窄與一般本地學生所接受的教育差距。支援須在不公開難民學生身份的情況下進行，較為理想是由非政府組織主導，再由學校配合，以免同學和社會人士知道他們的身份，而有機會令他們遭受更多排斥與欺凌。

當中，政府、學校和非政府組織須互相緊密合作，擔當不同角色。簡單而言，政府提供經費、確保服務質素和建立溝通平台；學校則轉介難民學生給非政府組織，並持續評估他們的校內表現，緊密與非政府組織配合；非政府組織主要是定期評估並向政府和學校提供受助者表現的數據、提供課外教育與培訓、協助社區探索與應用，確保難民學生的學習和社區探索情況良好。

近年社會大眾聚焦於假難民問題上，保安局也在去年底提出更新的遣送政策。從加強處理免遣返聲請和加快遣送聲請不獲確立者離港的角度看，政府的做法可以理解。至於部分人士認為難民是社會負擔，若增加對他們的支援，可能吸引更多難民來港，但筆者認為發生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大多數逃難來港的難民事前都不太了解香港的情況，且即使優化了對難民學生的教育支援，他們整體在港的生活仍然十分艱苦。

本地難民青年的成長與發展可說是極其艱難，而社會對他們的關注卻是非常之少。社會普遍視難民青年為負累，並貼上負面標籤。筆者期望政府及社會各界可多關心難民青年的成長需要，集中照顧其教育需求。如果政府、學校和非政府組織可互相配合，相信他們必定可在較理想的環境下成長。當他日去到其他地方，也有足夠能力適應當地生活，繼續開拓美好的人生，或將來有機會以合法的途徑，回到香港這特別的地方，作出貢獻。

2023年6月14日原文刊於《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