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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施政報告一如既往把青年部分獨立成章，但篇幅較往年單薄，主要圍繞創新創業、實習交流、青年宿舍和優化青委會運作等範疇，內容未見驚喜。要顯示誠意，政府仍須汲取反修例運動的教訓，正視現行體制未能有效反映青年聲音和處理政治紛爭的制度性問題。長遠而言，當局須要全面檢討和改善目前的諮詢機制，尤其是在讓青年參與政策制訂方面的工作。
 

青年公民意識不斷提升，政治參與渠道卻過時落伍

自零六年「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事件」起，年輕一代出於對本土文化、集體記憶和核心價值的認同，開始以非黨派的個人身份積極投入到社會運動中，打響了政府諮詢制度未能有效吸納和處理民間異議的警號。後來在連串事件中，如「菜園村事件」、「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2016年旺角騷亂」，以至今天的「反修例事件」，青年更逐漸成為社運的主體，而運動的模式和精神亦隨着網絡科技進步、經驗累積和時局變遷而不斷演變，每次都啟發了新一代對自身影響政策制訂的思考。

反觀政府的諮詢機制，可供青年參與政策制訂的渠道十多年來原地踏步。傳統上由行政會議為首的決策機構、各個行政機關轄下的諮詢組織，以及社會上各種專業議政單位所組成的「港式諮詢性民主」，在新時代下已經與公民社會脫節，實在難以與不斷進步的年輕人同行。
 

諮詢機制現存的三大弊病：家長式、精英主義和各自為政

現時政府主要透過發表諮詢文件、舉辦公眾參與活動，或成立諮詢委員會收集市民看法。有意參與政策制訂的青年，除了直接參政以外，能夠向政府直抒己見的正式官方渠道，就大致只有以上方法。然而，這些傳統模式過於行政主導，政府由上而下的家長式姿態，往往決定了哪些政策需要諮詢，哪些不需要；而大多數諮詢議程也是由政府主導，因此經常帶有前設；事後曾表達意見的市民或團體亦不被保證能獲得當局的回應。試問這種方式怎可能讓年輕人對政府有所期望？

其次，當政府委任外界人士加入不同諮詢委員會時，除了會找相關領域的專家或持份者外，往往偏好社會精英。獲邀的「年輕才俊」不是高學歷，就是擁有政黨或專業背景、卡片上有十多個名銜，甚或是經常參與政府青年活動，表現「醒目」和「聽話」的年輕人。表面上當局吸納這些精英，好像做到廣開言路，與民共議。但是在新時代下，當連登和Telegram成為青年每日與社會連結並能迅速進行集體決策的工具時，網絡動員及直接參與已是年輕人投身公共事務的新常態。對比起精英主義，新一代更相信群眾智慧，每個人都可以獨立靈活地發揮影響力，於是摒棄大台和去中介化逐漸成為共識。如果依靠把精英納入政府的諮詢網絡，無疑未能滿足現今青年對參與政策制訂的要求。

此外，政府部門之間在諮詢及提升青年參與的工作上沒有明確共識，各自為政的現象一直存在，當局少有總結以往的成敗經驗，更何況建立一套效能評估機制。以十八區民政事務處主導的「青年發展網絡計劃」為例，原意讓各區青年籌劃和推動自己的活動，從而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加強對當區的歸屬感。但實際上，各區民政事務處推動計劃的心態和力度參差，以致有些地區舉辦得相對有聲有色，網上不難找到計劃的Facebook專頁及網站，讓公眾了解到其青年活動的詳情；有些地區的工作卻十分神秘，只有特定圈子的青年知道計劃內容，區內其他青年根本聞所未聞。
 

參考芬蘭經驗：參與式財政預算、青年倡議計劃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在讓青年參與政策制訂方面，沒有家長式諮詢、也沒有精英主義，而且政府部門之間分工合作，目標清晰，共同推動各式各樣的大型項目，做法值得香港借鑑。

當地政府每年計劃財政預算案時都會先讓公眾自由給予建議，並預留約440萬歐元作日後實施建議之用。2018年政府就收到1,261份建議書，有的建議增加樹林面積作郊外活動空間，有的則提議興建安老中心。經12歲或以上的居民投選自己支持的建議書後，最終有369份進入政策草擬的階段，並獲得相應的預算。針對青年方面，當局亦有一個名為Ruuti Budget的青年參與財政預算計劃，赫爾辛基的高中生可以透過該計劃的網站、手機應用程式、學校、青年中心、戲院或政府舉辦的「青年意見日」，就着如何使用公共財政改善社區環境、青年文娛康樂活動及服務等提供他們的想法、投票和進行游說。過程中亦有青年工作者從旁協助，把想法寫成具體的建議書。去年政府就採納了約80項由青年提出並得票最高的建議，並即將會計劃實施。

至於青年倡議計劃，是一個讓當地13至17歲青年對赫爾辛基市的發展提出倡議的網上平台。倡議內容沒有議題及篇幅限制，只要清晰表達出想改變甚麼和哪些人將會受惠即可。提議人只需留下基本個人資料，例如姓名、年齡和電郵等，這些資料不會被公開，但是倡議內文則會公開讓公眾參閱及留言，並會提交至市議會作備忘。當地的副市長亦會在短時間內逐一回應每個倡議，內容無疑也是公開透明的，需要時政府更會就着倡議範疇由不同部門跟進，做到跨部門協調。過去政府表示接納並得到跟進的例子有「延遲高中上學時間」和「在公共運動場提供運動用品借出服務」等。

由此可見，赫爾辛基擁有一套合乎時代需要的公眾參與制度，青年不需要是精英，也不需要成立關注組或組織社運，只要倡議的內容對社會有利，就能夠影響政府施政。

2019年10月19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