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文章

上月底，內地推教育雙減政策，大家的關注點落於其出台後港股教育板塊集體跳水，整體市值蒸發過百億港元，可是，經濟以外，我們是否應多想一步，思考當局推出相關政策的原因，並反思本港是否面對同樣問題。

內地政府認為現時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中小學生負擔太重，因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7月24日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下稱《意見》)，當中包括30細項，針對三類持份者：學校、培訓機構及家長，目標於一年內有效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的精力負擔。

事實上，香港亦面對相似的問題，有組織於2019 年的調查發現約有七成半的學生表示有壓力，有九成表示主要來自學業。香港以文憑試成績為主導的應試教育，令一眾家長和學生對成績有一份執着，補習成風，為他們身心及經濟增添不少壓力。國家推出的政策能否作為一個參考，放諸香港又是否奏效？各方將有何反應？

減功課、減課時＝減輕壓力？

先討論學校這持份者，眾所周知香港學生功課多；小童群益會曾於2019年訪問225名10至14歲學生，發現近七成每天做功課多於一小時，近兩成更需要兩至三小時才完成功課，而教協2018年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425名受訪小學教師的學生中，逾半表示平均每天至少做七份功課或以上，綜觀兩個調查結果，可見香港學生的功課量有過多之嫌。回望當年，小學由半日制轉為全日制，原意是為學生提供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讓他們能有充足的時間享有更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可於在校時間內進行各種課外活動和完成功課。可是，因着對成績的執着，很多學校只會給學生更多的練習，以致學生未能在校內完成功課，而各種課外活動亦於放學後進行，與當初推行全日制目的相違背。

如要扭轉此局面，改變現時的上課模式是辦法之一，參考內地做法，要在校內完成功課需減功課量。或是將某些科目授課時間縮減，令學生有更多時間做功課或進行課外活動。值得留意的是，除非教育局規定學校要預留每日兩小時給學生做功課，並且是各科平均減時，否則「犧牲」的只會是體育、音樂等術科。同時，減功課和減課時，家長會擔心其子女的競爭力被削弱，形成反對聲音，值得思考。另一個做法是學校因而延長全日的上課時間，但這會加重教職員負擔，同時加大學生的壓力。

規範校外補習或增貧富懸殊

除學校外，《意見》中另一針對的持份者是校外培訓機構，類似香港的補習社。近三年，香港每年平均1.5名學生競爭一個八大資助學位，而普遍大學均以文憑試成績作為入學準則，由於競爭激烈，為了成功進入大學及就讀心儀學科，學生大多會在校外上補習班，希望在文憑試中考取佳績。優才資源中心2017年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受訪的3,092位應屆文憑試考生中，近七成有參與校外補習，平均每周補習3.5小時。事實上，補習風氣問題已存在多年，仍記得00年代遍地補習社宣傳的時候，補習老師猶如明星般出現在旺角、銅鑼灣的大型廣告牌，和巴士車身上，無處不在，情況像今天你走在街上看到本地當紅男子組合成員的「身影」一樣。

補習行業是市場導向的產業，有需求就自然有供應。教育局數字顯示，本港目前仍約有2,700 間補習社。儘管補習行業隨着少子化和專上課程學額增加而看似息微，大型補習社廣告幾乎絕跡，但需求依舊存在，坊間仍然充斥着補習社，只是由00年代大型補習社的補習天王天后轉向今日的中小型補習社或私人補習，為的就是希望跑贏他人，取得進入大學的門票。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於2019年發表基層兒童每月補習開支中位數為1,250元，而課外活動為1,000元。數據反映父母經濟壓力甚重。

要遏止這風氣，能否參考內地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例如不得佔用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甚至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嚴禁假期提供培訓，用意良好，但這考驗政府有否足夠人力去突擊檢查各興趣班。再者，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相信港府介入市場將這類政策出台的機會不大，但假若有類似的政策，靈活的香港人屆時便會研究其灰色地帶，例如補習社或會依附着學校，由校方代為收取額外費用，並提供補課班。

至於另一些規定，例如不容許從事學科類培訓，若套用在本地，不難想像屆時會有大量滲入學科元素的興趣班湧現。另一個可以預測的趨勢就是在政府大力監管下，大部分補習社將移師網上，甚至由補習社改為個人授課模式。而資源更充裕的父母更會為子女聘請私人補習老師，長此下去，有機會擴大香港的貧富懸殊差距。事實上，內地和香港近年有大量以網上形式授課的補習和興趣課程，它們更難受當局監控。除非香港政府再參考內地其他監管青少年上網的政策，否則改善不了情況。

社會氣氛不改 再多措施也是徒然

無疑只規管學校、校外培訓機構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此，內地亦有針對家長的措施，要求他們不安排作業給子女或不檢查功課，但相信此舉在港定會引起家長的反對，因為「不能輸在起跑線」的觀念一直存在於不同年齡層的家長。過去幾年書展，不少家長花費數千元購買練習本，反映實際需求。如禁止購買作業，家長只會另尋方法，例如自行打印練習。若政府同時推出禁止補習社行為，家長將更着急，或會變本加厲用更多的渠道為子女補充教育，甚至「犧牲」親子時間、自己的休息時間等。另一方面，事實上很難勸服家長不檢查功課，執行上亦難以查證，除非屆時有老師甚至子女舉報，但相信這不會是我們樂見的。

只純粹禁止這些活動，可想而知是不能減低學生壓力，達到學習與生活平衡的。說到底，要改變此風氣，減輕各方壓力，要由根本開始，從觀念入手，包括重新思考「教育」的意義和模式。社會各界特別是家長必須明白，教育意義並不止於求高分、入大學，還包括培養學生可投身和貢獻社會的各項技能，追求學業成績和全人發展同樣重要。另外，應按照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教授，而非催谷；也應按此「評核」他們，而非採用一試定生死的方法。同樣，大學亦是一大因素影響整個社會氣氛，是否可以將現存的校長推薦計劃、傑出運動員入學計劃，及其受惠人數進一步擴闊，考慮以成績外的非學科成就作為入學條件，並讓學生有更大的空間按興趣和能力選擇課程。當大學不再限於以學業成績收生，這樣才能減低大眾過於追求成績，倚賴補習的風氣，讓學生愉快學習，健康發展。

2021年8月13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