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文章

常聽教師稱不用到家長日，也可從學生日常言行，了解其父母的性格特徵，因為「身教」直接影響子女行為，乃至抗逆力發展上。文獻指出，抗逆力建基於正面（如保護）大於負面（如風險）環境因素影響。若家人的支持比遭受創傷的影響力大，青年便能培養足夠的抗逆力。

工時長影響親子溝通

惟急促的社會環境及工時長令家人難以保持親密連繫，家長即使不用加班，回家後也要匆匆吃飯和處理子女的學業問題。諷刺的是，家庭能否提供正面因素助青年建立抗逆力，往往從溝通開始。

工時較不穩定的白領家長常面對上述情況，加上他們學歷較高，對子女有一定要求，容易出現期望落差以至爭執。再者，他們較少受惠於非政府組織的親子教育支援。因此，筆者及團隊認為要建構一種有效模式，讓白領家長更掌握與子女相處的方法。

企業引入社交及情緒教育

為此，我們今年夥拍社企JUST FEEL，與三家不同行業和規模的企業合作，舉行社交及情緒教育（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簡稱SEL）工作坊，原因如下：一）針對因事忙未曾接受相關訓練的白領家長、二）系統地透過兩個月共四節的工作坊，讓家長潛移默化學會表達自己、了解子女的感受和需要，從而讓子女在更正面的環境成長，增加兩代的互信，最終建立子女的抗逆力。

這種「實驗」式訓練，需有更多企業願意嘗試，包括三家理念相近的企業，抽出時間舉辦一系列工作坊，並協助邀請參加者完成四節訓練。它們另一共同點，是樂於提供各種培訓機會，例如個人色彩較重，與工作技能非直接相關的訓練。它們理解到，員工若有更美滿的家庭生活，會提升他們的工作表現。放眼未來，若企業將這類型訓練視作家庭友善措施，一方面是對員工的投資，另一方面也是建立青年抗逆力的承擔。

父母學習如何有效溝通

筆者觀察到不少家庭生活的寫照，還記得在工作坊首節，每家企業的家長都被問及最常向子女說的話，結果一如所料地真實，就是「快啲啦」、「你做晒功課未？」這讓參加者反思，每天辛勞工作過後，究竟是否有其他更想向子女說的話。

另一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參加者慣性向子女直接命令，而非先表達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一位任職活動及顧問公司的媽媽分享，兒子對世界充滿好奇，天南地北的問題都會問。媽媽當然欣賞其好學態度，但間中也有不耐煩的時候。例如放工乘車時，當兒子如常地問，媽媽不自覺發脾氣說：「你靜少少得唔得」，但可能更讓兒子明白的說法，是「返完工我好攰（抒發感受），想靜靜地搭巴士（表達需要），不如我哋搭車唔好講嘢（提出請求）？」

高社交及情緒能力的好處廣

無論是從近40名家長在參與活動前後（填寫同一份問卷）的自評分數比較，還是團隊的觀察，都反映參與者有不少改變。首先，家長在四節工作坊後普遍更認同社交及情緒能力的重要性，願意透過溝通培養子女的社交及情緒能力。滿分為5分，家長認為更高的社交及情緒能力會帶來「更高的抗逆力」達4.59分（上升10%）、「學業上的進步」有4分（上升12%）、「事業上的進步」達4.59分（上升15%）。

價值觀變得更開放

同樣值得鼓舞的，是家長逐漸改變了一些既有價值觀，包括對子女前路的看法變得更開放。例如「讀大學是孩子成功的唯一出路」由3.1分降至2.8分，「就業方面應該參考家長的意見」由3.7分降至3.3分。實例包括有家長由於工時長，回家時即使孩子希望分享學校趣事，也要求他先完成家課，往往在完成後已是孩子的睡覺時間。完成工作坊後，該家長分享時道出：「其實priority（優次）係自己set（訂立），唔需要咁死嘅」。

開始顧及自己的感受

第三點的改變是，家長懂得打開心扉與子女對話。工作坊中家長經常問導師子女有情緒困擾時（如：發脾氣、失望）的解決辦法。他們常常在溝通過程中過分在意解決問題，反而無意中忽略自己的感受，失去機會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可幸，完成工作坊後，家長更明白與子女真誠溝通的重要性。在「孩子應知道父母日常工作和生活所面對的困難」一題，家長的評分由3.58分升至3.88分，顯示他們更願意與子女分享真實想法，而非覺得家長的角色只是指導子女的成長。有參加者在工作坊講述自己如何生動地與子女分享工作環境，講到「老闆就好似學校老師咁」。家長説得開心，孩子也聽得興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工作坊的爸爸參加者比率達四成，一改家長工作坊通常是女性參加者爲主的情況。建築師樓爸爸分享與女兒一起撰寫日記的經歷，出奇地發現她每天都非常期待這短短的十五分鐘，因爲可以分享每日趣事。過程中，爸爸亦發覺女兒對情緒的表達不只是「開心、唔開心、嬲」，對女兒的認識也因此增加。在幾家企業中，有男士參加者不約而同地提出不只親子關係獲得改善。一位在市場活動及顧問公司任職的參加者更說：「SEL唔單止對個女有用，同老婆最近仲sweet（甜蜜）咗」。

坦承面對不足，是改善問題的第一步

最後，是家長願意更坦白地面對自己與子女的關係。筆者觀察到在參與工作坊後，參加者對與子女的相處有更大的自覺，活動後期除了更活躍地分享與子女的相處，亦談及自己的不足。有趣的是，這點與參加者在工作坊前後所填寫的不同。例如，家長更同意「不容易找到與孩子溝通的話題」（由2.24分升至3.23分）、「每天平均與子女溝通時間」由工作坊前的67分鐘，跌至53分鐘。筆者不認爲家長在工作坊和家中是「雙面人」，而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工作坊讓家長的自我保護意識降低，坦誠面對與子女的問題，再專注改善而非將它掩飾。這亦進一步印證我們當初的想法：即使白領家長們學歷高、職場經驗豐富，也不代表他們有自覺能力，懂得處理與子女的關係問題。工作坊正填補了這個缺口。

當然，四節工作坊不能為家長的所有問題提出解決方法，但絕對可以為他們帶入一個良性循環：覺察、實踐再反思的過程。這次是我們與企業進行的第一次實驗，當初也擔心不同企業的同事能否做到暢所欲言，但參加者的態度完全否定了筆者當初的憂慮：超過97%家長願意再次在將來參與四節的工作坊，近八成家長更認為可以由四節延長至八節，以容許更多時間分享案例、深化討論、甚至將社交及情緒/善意溝通的概念放在與另一半的相處。筆者在大跌眼鏡之餘，也為企業引入社交及情緒教育的前路興奮。最後，這模式的工作坊對在職基層家庭也同樣重要，如何在他們的工作環境引入類似的訓練，值得再加以深思。

2021年7月15日原文刊於《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