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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青年踏入人生不同階段，又或因工作需要，而期望搬離原生家庭。不過，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的5%樣本數據，現時大部分18至34歲的青年仍然與父母同住。數據顯示，在64,952名住在家庭住戶（指居於同一屋宇單位並分享開支的住戶，亦包括自行承擔生活開支的一人住戶；不包括居住在學生宿舍、院舍等的非家庭住戶）的青年中，逾七成（72.4%，即47,022人）與本人父母同住；另有2.8%青年已婚，並搬離原生家庭，改與配偶及配偶的父母同住。即合計有逾七成半（75.2%，即48,826人）青年與本人父母或配偶父母同住（下稱同住青年），其餘近兩成半只與配偶同住（可能與其子女同住）、與其他人士同住或獨居（下稱非同住青年）。以下筆者嘗試分析「同住青年」和「非同住青年」的一些重要分別。

非同住青年教育水平及收入較高

從圖1可見，同住青年的教育程度較低，較多屬高中及以下（38.4%）及文憑至副學位學歷（20.9%）（較非同住青年分別多6.0及6.1個百分點）；相反，非同住青年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的比例（16.0%）多於同住青年（4.7%），差異達11.3個百分點。這清楚反映學歷較高因而工資較高的青年較有條件選擇另行居住。

此外，從表1所示，同住青年較多屬學生（19.1%，較非同住青年多14.6個百分點）。箇中原因極可能是，學生未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搬離原生家庭，亦未有急切需要。相比非同住青年，他們亦較少屬工作人口（少10.3個百分點）及其他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少7.6個百分點）。投身職場的青年在經濟上較有能力應付獨立居所，加上工作上或隨年齡增長結婚後或有遷居的需要，因而有更多誘因搬離原生家庭。事實上，非同住青年大多已婚（較同住青年多46.2個百分點），而部分青年（主要為女性）可能在婚後選擇照顧家庭，導致他們當中屬其他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口也較同住青年多7.6個百分點，因為其中的料理家務者或無酬照顧者也分別較同住青年多4.6及4.0個百分點。

能否搬離原生家庭主要取決於青年的經濟能力，數據也顯示同住青年的失業率（10.3%）較非同住青年（5.5%）高4.8個百分點。況且人口普查期間（2021年年中）疫情反覆，部分青年或會因而失業，選擇與自己或配偶的父母同住有助減低開支。另一方面，同住青年中也有較多是以半工讀進修：同住青年的工作人口中有13.6%仍在讀書，非同住青年則只有7.1%，相差6.5個百分點。這些半工讀青年要應付學費支出，減低其搬離原生家庭的經濟能力。

根據表2，同住青年較多從事文書支援人員（20.0%）及服務及銷售人員（21.4%），分別較非同住青年多7.5及7.2個百分點。相反非同住青年較多從事經理（11.2%）及專業人員（24.1%），分別較同住青年多6.7及10.2個百分點。一般而言，同住青年從事的職業賺取較低收入，難以應付搬離原生家庭的開支。

當比較有工作的同住和非同住青年的每月所有職業收入後，結果顯示低於20,000元（港元，下同）的收入群組，同住青年（合計佔59.6%）的比例明顯多於非同住青年（合計佔33.7%）（見表3）；而在20,000至24,999元及25,000至29,999元收入群組，非同住青年的比例和同住青年的比例十分接近。在此水平以上的30,000至34,999元及35,000元以上的收入群組，則非同住青年的比例明顯多於同住青年（分別相差3.6及21.7個百分點）。換句話說，35,000元可能為「分界線」，達到此收入水平的青年或較有經濟能力應付搬離原生家庭的開支。

關注青年搬離家庭的經濟壓力

縱使非同住青年的經濟能力較高，但他們的經濟負擔也較大。從圖2可見，在有工作的同住青年中，近五成（49.9%）的住戶有至少三名工作人口，相反非同住青年（撇除一人住戶）則只有不足兩成（18.9%）。若計算青年每月所有職業收入與其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比例，同住青年及非同住青年的平均百分比分別為43.4%及55.2%，反映非同住青年較多作為住戶重要經濟支柱（或較少可分擔支出的住戶成員）。因此，若青年要搬離原生家庭，他們須計算這方面的經濟負擔。相對而言，若收入較少同住青年的家人仍有收入，則有較多人可分擔家庭共同開支，他們的財政靈活程度也會增加。

總括而言，現時大部分18至34歲青年與父母同住，當中有不少為學生（包括半工讀學生），以及收入較低的在職青年。部分青年會受到經濟能力的限制，未能隨着生活和工作的變化而搬離原生家庭。雖然青年與父母同住可以節省開支，亦可互相照顧，對青年及整個家庭有一定好處；但隨着青年成長，當中會希望有不同居住和生活的安排。筆者忖量這些期望離家獨立的青年，在面對龐大額外開支的時候，他們的心理和財政是否準備好？現時有沒有足夠政策配合不同階段青年的需要？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課題，從而讓青年可在更適合的居住環境下，向其人生目標努力邁進，回饋社會。

2023年6月22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