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Finland to Hong Kong: Reflection on SEN Support

撰文:MWYO社區外展經理 胡頴怡

近年許多地方包括香港的教育工作者,對常被譽為世界第一的芬蘭教育模式趨之若騖。他們透過研究當地教學成效和進行交流活動,嘗試將平等教育理念、愉快學習環境、主動學習態度等元素融入主流教育中,但較少探討可供特殊教育借鑑之處,特別是學校如何為有需要學生制訂適切援助。
 

從收生制度看平等教育

筆者在二月到訪芬蘭羅瓦涅米(Rovaniemi)數間提供特殊教育的中小學,在觀察和訪問過程中,了解到當地無論是普通還是有個別需要的學生,均能得到同樣的學習權利。這是因為在理念上,國民擁護「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教育」;實際操作上,當地的公立及私立學校均由政府資助,故此學校在收生方面沒有太大選擇權,必須接納住在校舍附近人士的申請。亦因如此,當不同能力的學生入學後,學校都要及早幫助他們,包括從全人發展角度出發,安排照顧情緒、社交、成長、學習等支援。

反觀香港,儘管政府實施12年免費教育,每位學生理應擁有平等機會,然而學校仍有不少空間拒絕錄取「不合適」的申請者。尤其是直資及私立學校,不受派位機制束縛,能通過面試錄取學術能力相對強的面試者,導致表現稍遜學生的選擇少很多。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即使他們獲得學習機會,也很容易被標籤成另類,甚至被指影響學校整體表現。再者,本港以融合模式實踐特殊教育,學生要適應學校原本的教學框架,如它以提升學業成績為目標,他們面對的困難又多一重。
 

教師資歷和比例的重要性

教師在培育和協助學生上扮演重要角色,故此芬蘭政府對他們的要求很嚴謹,任教基礎和高中教育的必須擁有碩士學位。據觀察,學校的師生比例平均為1:16至1:24,讓彼此能有良好溝通和適當互動,教師可以關顧每位學生。以筆者參觀的中小學為例,當天由一位特殊教育老師和一位教學助理,照顧三位分別有智力障礙、視力問題與行動不便的學生。

師生比例低的好處,是教師可以按學生的程度、需要和進度,教授內容並給予指引。舉例說,由於教師了解到那位有視力問題的學生希望中三畢業後到職專教育機構繼續研習編織,因此針對她的訓練比其他兩位學生多。她達到的專業程度也較高,就算年紀輕輕,在操作大型織布機時亦表現得駕輕就熟。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從那位有智力障礙的學生身上,體會到何謂愉快學習,即使只是簡單織成一條頸巾,她臉上已露出燦爛笑容,因為那是為媽媽所編織,好讓她度過寒冬。

至於以香港的中一班級為例,師生比例平均高達1:30,加上在追趕課程進度下,通常以教師授課學生聆聽的模式上堂,教師未必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與學生溝通或了解他們的需要。當面對有學習困難或特別照顧需要的學生時,也只好轉介到社工、教育心理學家、教學助理等尋求協助。

就此情況,關愛基金於2015/16 學年推出為期三年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驗計劃」,為錄取較多有需要學生的學校發放津貼,以指派一位教師統籌支援措施。不過審計署分析 2016/17 學年數據,發現有五所學校由一位主任照顧150位或以上學生,也有370所學校的比例由1:50至1:149。可見在人手比例上,本港教師面對很大挑戰,縱使有心亦無力。政府已於2017/18 至 2019/20 學年分期把試驗計劃常規化,筆者促請當局儘快檢討成效,從而制訂長遠的政策措施,讓教師和學生受惠。
 

助學生發展所長的課程內容

學習的意義不止讓學生汲取知識,還包括助他們發揮潛能,裝備自己融入和貢獻社會。芬蘭教育除了為人所知的愉快一面,例如着重活動、遊戲和戶外體驗等,也有一些講求手作技能的課程。學生自四年級開始,便要學習家政、木工、縫紉,難怪每位學生都懂得煮飯、製作傳統木工製品,以及利用縫紉機修補衣物。這些課程內容的着眼點並非提升學生成績,而是讓他們學會生活技能,發展學術以外的能力。

於筆者的中學年代,學校也設有家政和木工課堂,但前者只供女生選擇,後者只有男生可接觸。可惜這些科目已逐步被取消,只餘下少數學校教授。事實上,當筆者到訪學校商議不同計劃時,有教師正在煩惱如何改建或使用家政室,聽起來令人感慨。無疑在成績為本的教育制度下,學術科目似乎是首要,亦有學校將大量資源投放在STEM學習上。但對於學生來說,其實生活技能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學生更能從這些手作課程得到滿足感,甚至練習將來用以謀生的技能。為此,業界宜思考怎樣為他們提供更多元化和彈性的課程和課時安排。
 

從學生角度出發的特殊教育

若要綜合是次芬蘭特殊教育之旅的體會,無非就是老生常談的應以學生為本。當地教育工作者視每位學生為獨特的,看重的不是他們的成績,而是要達致全人發展。該國亦以平等價值觀作特殊教育的基礎,這在收生制度上充分體現到。另外其師生比例和課程內容,也反映學校致力幫助有需要學生。

本文並無討論芬蘭的其他制度和文化因素為特殊教育帶來的影響,例如高稅制讓教育福利較全面、培訓配套助教師給予學生更有效支援,以及重視職專教育使技能科目得以保留甚至銜接專上教育。有鑑於此,筆者不建議教育工作者將芬蘭的一套直接用於香港,因為這只會換來水土不服以至東施效顰的效果;反而期望拋磚引玉鼓勵業界,共同設法推行更優質的特殊教育服務。
 

2020年3月19日原文刊於《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