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Do Youth Policies Fall Short? The Case of Taiwan

撰文:MWYO研究員 陳宇謙

在過去兩屆的台灣總統選舉中,20至39歲的青年選民都佔總合資格選民的三分一以上,剛完成的大選便有近667萬名青年選民。如此龐大的數量,令不少政黨在參選時都會推出各種針對青年的政策,以爭取他們的支持。有關政策涵蓋學業、創業、住屋等方面,看似能夠滿足年輕人的一切需要,然而他們到底如何看待這些競選承諾呢?政黨在當選後,又怎樣推行他們的青年政策呢?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團隊於一月拜訪多個台灣政黨青年部門和民間組織、街訪當地年輕人,再結合相關資料數據,嘗試尋找答案。
 

政黨向青年的承諾

和年紀較大的選民比,青年的投票較易游離於不同政黨,會因各種原因改變對政黨的支持,因此不少政黨都會為了爭取或鞏固青年選票而各出奇謀,希望增加獲勝機會。要獲得年輕人的青睞,推出針對他們需要的政策是不容置疑的選擇,一個具吸引力的承諾就能讓候選人在青年間的支持度上升不少。以韓國瑜為例,他於去年10月底提出由政府出資讓大學生出外國當一年交換生的政策後,在20至29歲和30至39歲青年間的支持率於一個星期內便分別增加12.8和11.5個百分點。

事實上,這次大選中三位總統候選人都在青年政策上下了不少功夫,從韓國瑜的「大學生出國交換獎勵」,到宋楚瑜的「兩桶金計劃」,再到蔡英文的「100億投資青年創業」,各種吸睛的口號和數字讓人眼花瞭亂。
 

缺乏溝通的青年政策

將競選政綱轉化成有效措施,才是成功落實青年政策的實證,以及政黨得以挽留支持者的關鍵。在過去四年中,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也推出了不少針對青年的政策,效果卻未如理想。以2017年推出的「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爲例,原意是讓高中職畢生在畢業後不必急着升讀大學,可以先透過當義工、就業等方法探索自己的興趣和累積社會經驗。為了增加方案對青年的吸引力,教育部和勞動部向參與的年輕人提供高達36萬(新台幣,下同)的補貼。可是方案未得到他們的支持,在2017至2018年間僅得5,466人申請,1,535人成功,兩者均遠低於8,000人的目標。

方案的效果不如預期,其中一個原因是它未見完全符合青年的期望,因為提供給參加者的職缺不少是在加油站、屠宰場、髮廊等的低技術和勞力密集工作,對青年提升職場技能的幫助有限,亦非他們希望長期從事的事業。

方案亦沒有顧及其他持份者的想法,有意參與的青年需要先徵求家長同意,但比起在高職中畢業後花兩到三年的時間工作再升學,家長更希望子女可以先完成大學學業,因此很多時候都會反對他們申請。此外社會上依舊充斥着「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認為高職中畢業就出來工作的青年競爭力和能力不如大學生。在家長和社會的雙重壓力下,青年縱使覺得方案能幫助其找到人生的方向也未必會參與。

以上兩點揭露了上屆民進黨政府實行青年政策時沒有充分與青年和持份者溝通。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不少青年都表示多了和官員及政策制定者會面的機會,但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力卻未見增加。政府在挑選青年代表時依舊奉行精英主義,導致青年政策主要反映的只是少數青年精英如創業家等的意見,而非社會上大部分年輕人的需要,令其功效大減。
 

治標不治本的青年政策

未能切合年輕人的需要外,過去兩屆政府推出的不少青年政策亦未有針對問題的成因。以住屋問題為例,2015年台北市房屋的首次購買年齡突破40歲,置業對不少在當地打拼的青年來說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奢望。事實上台灣主要城市(如台北市及新北市)房屋售價跟租金都偏高,與市民工資不相符。在台北市,30歲以下青年的平均每月基本本業薪資為33,948元,類似香港的劏房、最基本的雅房每月6,733元的平均租金已經佔去他們近五分一的收入。政府因此在2019年開展「協助單身青年及鼓勵婚育租金補貼試辦方案」,為20至40歲月收入低於41,450元的單身青年提供每月高達4,000元的租金補助。

上述方案有助減輕年輕人的租金負擔,但卻未觸及問題的根本,因此青年普遍要求政府能做更多。台灣青年民主協會於2019年發表的《青年政策白皮書》中便明確表示希望政府能夠透過增加社會住宅的供應和向閒置房屋徵收空屋稅以滿足青年的居住需求。

蔡英文在2015年總統大選時也曾喊出「八年建20萬戶」社會住宅的口號,然而四年多過去,這目標卻只達成了不到四成。在六都(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六個主要城市),除了桃園市外其他城市社會住宅的興建速度都不如預期,甚至出現「開倒車」的情況。

至於空屋稅,近年引起了不少討論,卻被政府以空屋認定困難和未必能降低樓價等原因而駁回。這並非表示政府無心透過徵稅壓抑樓價,其實早在2014年國民黨政府便已通過「囤房稅」的立法,讓地方政府可以向名下擁有三戶以上房產的人士徵收最高達3.6% 的房屋稅(三戶或以下房屋稅為1.2%)。然而絕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都不會收取最高稅率,反而是以1.5% 的最低稅率計算。政府對多房族的寬容,無疑大大減弱了「囤房稅」對降低樓價的作用。

加建社會住宅和「囤房稅」兩項措施雷聲大雨點少,推行力度不痛不癢,也未能根本性地對症下藥,難免讓青年質疑政府解決如住屋等社會核心問題的決心。
 

輕視青年有理?

過往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在競選時都說會重視青年的訴求,執政時卻往往只小修小補,推出的政策沒有針對青年深層次難關的成因,也沒有了解他們真正的需要。這當中固然有政府沒有聽取青年意見的因素,但年輕人的政治冷感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研究發現僅有48% 的30歲以下台灣青年會看政治新聞,是12個東亞及東南亞地區中第三低。再者,青年對各政黨的政策了解不深,在投票時考慮的更多是政黨在青年關心的議題,如兩岸關係與平權上的取態和候選人的形象。若要透過青年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政府就必須做到能讓社會上大部分年輕人「有感」,但這往往需要大量的資源。

即使政府的舉措能夠讓青年「有感」,亦未必可以將其轉化為下次大選的選票。與其他年齡層相比,青年投票率明顯較低。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20至39歲的投票率僅為57.73%,遠低於66.27% 的全國投票率。受這些因素影響,青年在政黨的眼中不如長者等投票率較高的族群重要,針對他們需要的政策自然亦非施政重點。

但我們必須強調青年對政治不感興趣的現象並非只在台灣出現,在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亦僅有53% 的20至24歲青年對政治有些或非常感興趣。如何增強青年對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已經成為了世界各地青年研究的重要課題。
 

青年有責任爭取政黨的重視

從台灣的經驗中,我們看到不少政治人物都會在競選時對青年許下各種承諾,但當選後卻未能兌現,導致在下次選舉中失去他們的選票。以這次大選為例,儘管蔡英文高票當選,民進黨的政黨票得票率卻較2016年下跌了10個百分點,失去了五席不分區立委席位。出現這結果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選民分裂投票,有學者推算這次選舉中總統票投蔡英文的選民有約30% 把政黨票投給了台灣民眾黨和時代力量。這數據反映縱使許多選民認為蔡英文較其他候選人更適合當總統,但這並非表示民進黨政府過去四年的跳票行為不會被選民「懲罰」。

此外,在與台灣青年的交流中,我們發現他們不少都認為政黨忽視青年的需要與其低投票率有關。由此可見,投票影響的不只是一次選舉的結果,還有選舉後政黨的態度。青年要爭取更多對其有利的政策,得從踴躍投票開始,讓政黨看到回應其訴求的價值,令他們更重視青年的聲音。


2020年2月7日原文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