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動的夏天 (下):港府須帶頭展現誠意 維持管治的正當性

「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已非單純「逃犯條例」或政府處理手法的爭議。週日發生的兩宗事件,再度令整場運動變得更複雜,牽連的問題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多。社會上彌漫着不少憤怨、驚惶和迷惘等情緒。要重回正軌,政府有責任帶頭展現誠意,放下身段尋求破局的方法,以免事態發展至無法挽回的地步。

挑戰制度的情緒和行為正不斷升溫

過去連串以年輕人為主幹的示威活動,尤其是衝擊立法會、包圍政總和警總等,除了是不滿「逃犯條例」和政府的處理手法外,更多的是對港府管治正當性的一種挑戰。星期日示威者繼續將挑戰行動升級,他們包圍中聯辦,向國徽投擲雞蛋及黑漆彈等,正正是否定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正當性的一大寫照。當中不少示威者已作好被捕的準備,甚至視死如歸。倘若這種極端情緒和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疏導和處理,難保日後不會有更激烈和危險的衝擊行為,後果將不堪設想。

元朗「白衣恐怖」進一步分裂香港

同是星期日發生的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激怒了大部分香港市民,包括政治立場相對中立及溫和的意見領袖、學者,甚至是公務員。他們紛紛轉移同情和支持示威者,甚至親身鼓動更多市民參與罷工、罷課和罷市等行動,抗議政府的「無能」。事件一方面讓政府和警隊進一步失信於民,另一方面開啟了「群眾鬥爭」的格局。令人擔憂的是,兩邊的激進勢力都不懼流血衝突,唯香港將會飽受仇恨的撕裂。

有機式運動的危險逐漸呈現

上回提到今次運動的一大特色,是新生代以有機式 (organic) 方法動員群眾示威。沒有「大台」、低集權化和示威者靈活變陣,意味著不同動機、訴求和抗議手法的人都可以出現在同一場運動中,使運動的目標和共識容易變得模糊。然而,在「反修例」的名義下,大家卻變成了「命運共同體」,不能輕易切割,故此有幾點值得關注:

1. 運動的方向容易受激進示威者牽扯:在今天資訊氾濫的時代,越激進的言行就越容易獲得社會的關注和討論。這無疑肯定了激進抗爭的價值,亦催生了更多極端情緒,使每次示威活動往往以流血衝突收場。衝突過後,又會引來更多爭議和仇恨,然後演變成下一輪更激烈的衝突,循環不息,逐漸把整場運動牽引到越來越危險的境地。

2. 運動容易陷入曠日持久的僵局中:隨著示威活動遍地開花,每次活動過後都可以衍生更多問題和爭議,以致運動的訴求和名目越來越多。倘若當局沒有及時回應,面對越積越多的訴求,往往更難作出讓步,最終使兩邊僵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

3. 運動隨時變得脆弱:長時間的抗爭、複雜多變的局勢,以及每天大量資訊的轟炸等,令示威者和市民感覺心身疲累。由於沒有「大台」,大家對運動的抗爭策略和目標也會有不同意見。在鬆散的組織結構下,示威者大量自然流失有之,內部互相指責有之,最終可演變成內耗,導致運動迅速崩潰。

4. 難以靈活把握溝通契機:當示威者與政府之間的信任已消失殆盡,加上運動沒有大台,示威者中沒有人敢與政府對話,而政府亦難以找到合適的溝通對象。扼殺了尋求共識的空間。

5. 「絕對主義」(uncompromising absolutism)排除共識空間:也許在新生代中,傳統精英認同的「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已不復存在。有機式抗爭不是要與政府尋求共識,而是透過不斷挑戰制度的底線,迫使對方先全盤接受所有訴求,才有對話的空間。這無疑把兩邊都推向了死胡同,最終隨時引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眼見香港陷入如此困局,外國政府一些回應示威運動的手法,也許值得借鏡和反思。

法國「黃背心」運動:政府責躬省過,與民眾共商出路

同樣是沒有大台、以有機形式動員群眾,由單一議題牽連到其他政治和民生議題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一度讓法國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經歷了多月的示威後,總統馬克龍在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間, 以「全國大辯論」的名義舉辦了超過10,000場研討會。當中除了有中央政府主辦的場次外,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也可以自行舉辦,使整個大辯論的形式和對象都十分多元。為了更廣泛地接觸年輕人,法國政府在線上電玩直播平台Twitch連續直播11小時,由不同部長出席不同主題的直播。馬克龍更到YouTube網紅的頻道上,直播他們面對面的辦論,同時開放即時投票的功能。

「全國大辯論」讓150萬法國市民能夠對各項民生和政治議題發表意見。而政府亦作出相應的總結,包括減稅和改善公共服務等,並承諾會著手改善問題及制訂詳細工作計劃。另外,在示威衝突中,部分使用橡膠子彈導致示威者嚴重受傷的警察,同樣會面臨刑事起訴,體現了政府處事公正的態度和原則。「大辯論」過後,法國民眾對馬克龍的支持度回升至「黃背心」運動爆發前;而示威活動的參與人數和社會上對示威的支持度亦逐漸減退。

台灣太陽花學運:由形象中立的政商界元老提出「第三道」方案

在雙方都不願讓步的情況下,德高望重的政商界人物往往可能變成破局的關鍵。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轉捩點便是時任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的一份聲明。聲明保證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未完成立法前,將不會審議《服貿協議》,大致上滿足了示威者的訴求,結束了23天的抗爭。

但這份關鍵的聲明,卻並非出自時任總統馬英九之手筆,而是王金平私下透過自己的人脈與兩大政治陣營溝通,在商人郭台銘的幫助下平衡各方政治立場,努力爭取和遊說得來的成果。聲明中的措辭亦刻意避開了示威者要求的「先立法,再審議」,改用「先立法,再協商」,為政府提供下台階。這做法不但獲得了兩大政治陣營和商界的支持,也為示威者提供了一個宣稱「局部勝利」的下台階,讓馬英九不得不承認既定事實,一改以往的強硬態度,支持王金平的聲明。

英國氣候示威運動:只聽不做的危險性

英國政府於今年4月對待氣候示威運動的方式,開局本來不錯。在氣候示威運動中,各政黨和政府官員不但爭相與示威運動的代表人物Greta Thunberg會面,在野工黨黨魁科爾賓更承諾會定期舉行跨黨派會議討論氣候政策、諮詢以青年為主的氣候示威者及成立獨立機構檢視政綱是否符合《巴黎氣候協議》。

但在聆聽和承諾背後,政府卻缺乏相應的行動。政府的無為,再度引起氣候示威者的不滿。7月15日氣候示威團體Extinction Rebellion繼4月後再度發起公民抗爭運動,在英國5個城市佔領主要道路。由此可見,民眾需要的是政府通過實質行動去證明官員了解市民的訴求。形式主義的回應或是知而不行,只會加劇民怨,為下一次示威留下伏筆。

港府更須走多幾步,化被動為主動

每當參考其他國家經驗時,常有一種意見認為香港有別於法國、英國和台灣等地。因為香港的行政長官並非普選產生,所以在缺乏民意授權的基礎下,難以參考外國的做法接觸民眾 。然而,上述例子中的馬克龍和馬英九在最惡劣的情況時,民望也跌至谷低,當時他們的「民意授權」未必比今天的港府優勝。正因為今天香港的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所以港府須要更努力回應廣大市民的訴求,展現溝通的決心和誠意,多走出幾步,才有望維持管治的正當性。